苦海，翻起爱恨：孤独的经济人与表演的爱｜数字时代的爱情
2026-04-09 12:05
韩炳哲揭示出：爱情的宫殿为自恋、抑郁等绝对自我的河流浸泡而摇摇欲坠。人们或许不再有爱欲，现在所有的只是性欲。爱欲是接受他人与自我的不同，并为对方所特有的那份感到世界之广大，体会到一种振奋性的美，而性欲是自我的延伸，是自恋的体现。爱情的本体或许已经死去、留下的只是爱的表演。爱情的主流叙事在古代和现代的确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别。传统爱情中我们对另一方的想象力有以下四个特征：身体的吸引、调动过去的恋爱经历、爱恋绕过理性层面的“我思”而发生在半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以及将对方理想化。[3]我们在较为稳定的具身相处中为对方加分，构成这个整体的元素包括我与对方在一个空间的活动与交流以及对方的“赠答”[1]，双方知晓彼此心意并通过回应来推进心理距离。如今，人们已经设想了爱人不再相伴到老，也未必将恋爱对象想象成“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算法时代，数字技术成为切入交往问题的重要角度，数字技术不再仅仅具备工具属性，而是扮演着重构人类情感联结的角色[4]。科技是交流的中介，它并不决定伦理状况。科技与更低的道德感不是因果关系，主体的选择与对爱情的信念并不是技术环境决定的。在相关研究中，学者刘子曦与曾静雯提出：“网络人际关系采取的是即时携带随时遗弃的消费主义规则，现代科技使得个人的道德责任消失了。”[5]对谁使用这种规则，何时使用规则都是在主体的严密规划下发生的。
亲密关系的本质从“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6]但恋爱的更多时间发生在网络界面上并不意味着恋爱不再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否则异地的情侣也不需要想方设法见面。交往方式之变是否是亲密关系的本质之变有待商讨。身体的展现与前现代爱情中身体的表现有何不同，爱欲死亡的时代中魅力又指的是什么？本研究对13位个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呈现资本持有量、社会比较、地域、网络媒体对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感受与选择的影响。
一、情感成为资本：当代情感资本理论的研究综述
爱欲与文明的纠缠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哲学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生命中最强有力的推动力是情欲和潜意识，而不是理性或理智。他因“性欲是人类文明之源”而受到批判，被指责为泛性论。人们的行为受到性欲的驱动是弗洛伊德最犀利的揭示。伊娃·易洛思、牛窪惠、达娜·卡普兰等理论家关注情感的商品化过程；劳伦·贝兰特关注跨阶级恋爱中情感的残酷性。文学和电影塑造了浪漫爱情神话，人们将爱情作为理想人生的寄托，以弥补理想自我与现实困顿的缝隙。“男才女貌、天作之合”的浪漫爱情是由资本保障的，在爱情理想需要现实资源的保障时，爱情的商品化发生了。拥有资本的个体以打量的目光去审视他人，按照期待的标准为伴侣打分。
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冷亲密》中提出了情感资本与情感资本主义。情商和理解能力在商业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交际能力和疗愈叙事在商品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不断促使个体自我改变与完成目标。[7]她“将情感场域中的情感能力——很多时候被转换为情商——称为情感资本”[8]，将市场类目（market repertoires）和自我语言的渐进融合定义为情感资本主义。在冷亲密的相处模式中，情感不再是“冲破理性防御”的爆发性的东西，而是为理性所精心管理的东西。一方出于自我需求、未来前景最优化的考量决定伴侣的类型以及对对方的态度。
21世纪的亲密关系不仅越来越理性，甚至对某些群体而言可谓残酷了。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将情感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并非存在于呈现或风格中，而是存在于氛围中。情感（affect）的研究不是非历史主义的，而是历史嵌入性的材料。[9]在《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中，她指出“痛并爱着”的病态亲密关系中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对象选择”本身，而是其持续的依恋。[10]这种残酷依恋尤其体现在跨阶级、跨文化、跨种族的异性恋幻想中。欲望对象不是作为一种事物（甚至不是一种关系）而存在，而是作为吸附在某事物之上的一组承诺而存在的。残酷依恋得以维持的原因是我所锚定的欲望对象对承诺的践行。[11]在认识到幻想实现的例外性之后，依旧进行爱情幻想无疑是一种投机行为，更凸显了情感资本主义之中个体遭受的异化之深重。不断失效的承诺与极其渺茫的“上岸”概率却维系着残酷恋爱中低位者的生活，这也是“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的内涵。
渴望通过经济或身份上的强者的承诺来通达自己的理想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去势：承诺而非实践已然说明双方关系的不平等和对方的不可靠。令该行为难以终止的原因在于感到撕裂不同于撕裂本身，“失去其对象/场景的恐惧本身也会摧毁他/他们对其他怀有一切希望的能力”[12]。正是在这微小而又显著的实际区别中，处于残酷依恋中的人们处于间断性乐观主义和整体性心力憔悴的摇摆中。“它可以让我们思考那诡异的时刻——当投射一个赋能（enabling）的对象时，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去能（disabling）的过程。”[13]劳伦·贝兰特将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的虚假承诺：拥有某些欲望的人和按照欲望行动的人享有的是在中产舒适圈的安全，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攻讦：“当国家/资本主义承诺的向上流动和共同跃升在人们眼前轰然崩塌的时候，美好生活意味着什么？当身体无法跟上不断变化的新刺激和可依靠的事物体裁，却必须生存、站稳脚跟时，生活意味着什么？”[14]
“美好的蓝图已经褪色，这种幻想变得更加梦幻，与人们实际可能的生活越来越不相关。”[15]爱情、工作和政治的幻想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广泛而深刻地确认，正在于这种幻想曾经是一种流行，或者说被塑造为一种切近的现实，否则它一开始就是以幻想的身份被确认的。而如今工作稳定、努力就有美好生活已经如此不稳定、脆弱和代价高昂而几乎成为一种幻想。人们无法保存自身，爱情似乎不再是必需品，醉心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观念的个体被称为“恋爱脑”。令人震撼的是，发达城市的少年群体也及早地认识到经济资本和情绪价值的“不可兼得”。受访者表示：“我结婚肯定找一个对我好的。你不要觉得我傻，上海的有钱人多得是，难道他们就开心吗？你以为嫁给一个有钱人就能得到钱吗，他不爱你就不会给你钱的。大家都想占别人的便宜，能让别人占便宜的人又有多少呢？他们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多抢手吗？他们难道不想占更有钱的人的便宜吗？”（F7）
在《何谓“性资本”？》一书中，达娜·卡普兰（Dana Kaplan）提出了“性资本”（sexual capital）的四种类型，分别是：贞洁、身体剩余价值（性感的身体可以转化为商品）、具身性资本（文化产业中的身体）和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通过性消遣产生的自我肯定）。[16]因沉思和智慧而为人的个体被切分为如此具体的部分，足可见人的异化之深重。鲍德里亚则指出“爱会吃人”：“所谓噬人，绝不是人与他者的某种极端关系，它也存在于爱情这极端的包容形式中。”[17]
不同阶段的权力和资本流动，暗示自由和身体可以带来资源的话语与实际塑造，使得具有沉思精神的个体萎缩为市场个体（market individual）。正是在让渡生命时间与劳动即有未来的背景下，感性生命的身体被再生产为工人阶级的身体，而后被资本家模塑为消费者的身体，从生产牢笼迈入消费陷阱。“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把玩的历史。”[18]
强调“我能行”的绩效社会拒绝人的脆弱、收获的延迟和事业的挫折。能验证“我无所不能”、“我战无不胜”的事项为他人所钦慕，也满足着自我的自尊心与虚荣感。而亲密关系并不是也完全不必是平坦顺滑的“楚门的世界”。“出于羞耻感，这些资本主体相互保护，从不坦率地交谈，告诉对方在管理构成生计的家庭/工业劳动时，他们究竟牺牲了什么。”[19]在此意义上，伊娃·易洛思的情感资本主义理论、劳伦·贝兰特的残酷的乐观主义以及达娜·卡普兰的四种性资本共同还原了当代爱情异化的发生学，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塑造。
二、理性择偶时代：深度智识化对情感异化的塑造
伴随着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是理性社会。现代文化的特征是客体性精神（objective spirit）压倒了主体性精神（subjective spirit）。诸多理论家展开对过于理性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背景、过程和特征进行反思，如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马克思·韦伯关注到“孤独的经济人”的生成，现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追溯至清教徒中勤俭节约的品格。韦伯指出，“因为苦行决意改造世界并在世界中发挥作用，俗世的外在财货便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且最终无法挣脱的力量。”[20]
1966年，在《知识社会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一文中，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首次采用“知识社会”这一术语。莱恩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中，知识分别被视为上层建筑的材料以及认知的方式。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莱恩指出了科学知识过度应用以牺牲短期内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思维为代价。[21]20世纪80年代至今，地域流动促使个人远离了固定的生活空间，消费主义持续发展，传统伦理观念（诚、仁义、扶危济困、守望相助）让位于个人的资本积累与价值实现需求。知识社会促使村镇、县城的个体向城市的转移，即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城市的转移。利益算计和严密的谋划支配人类行动。
20世纪末以来传统伦理如“男主外，女主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失效，性逐渐与个人道德、家庭责任和社会伦理松绑，部分文化商品将其构建为自由快乐平等的乌托邦。同时，乌托邦的幻想也在被另一股思潮反攻。“不但决不能从表面或叙述、价值来接受历史，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历史应和过去一样，与个性和观点相分离，在其物质性中，通过对其症候的解码，被重新发现。”[22]受访者表示：“我对婚姻恋爱一点都不向往，男人给了你房子和一点钱，女人用以交换的是生育价值和无数的家务劳动，生育价值这个词本来就有问题，女人为了生一个孩子要闯鬼门关呀。我没有谈过恋爱，也不会结婚。”（F1）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个体工具行动理性的前提。[23]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第一步是生活世界的初步符号化构建，如在“货币”和贵金属等价系统出现之前，贝壳成为交换时的标准，衡量商品价值的符号出现了。知识社会是生活世界的深度符号化的阶段，由“辨别符码-衡量符码-消费符码”的规则支配。在深度符号化的社会中，符号发挥着操控作用，如不了解潮流品牌的消费者被嘲笑为“土老鳖”，是时尚符号暴力在发挥作用。教育行动和教育机构在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厄迪尔认为教育行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或阶级构成了教育行动在其中实施的社会构成，教育行动实施着文化专断的权力，也推动着经济和文化资本分配的再生产。[24]经济理性和符号暴力也在当代人的择偶实践中发挥作用。
择偶计算心态广泛地体现在当代青年的爱情中：“择偶计算心态（calculative mindset in mate choice）即计算心态在择偶情境中的体现，可定义为将择偶对象及自我的信息通过打分、划归等级等量化方式进行计量用以指导择偶行为的认知策略。”[25]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情感资本、地域观念的共同作用使21世纪的情感问题更为复杂。受访者表示：“我工作两年后又考研上岸了，有年龄焦虑。我也有在网上聊了一些条件优秀的对象，但人品都一般。有一个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某重点高校读的。相处下来发现他对感情并不真诚，可能也同时聊着别的女孩。我对另一半的期待还是挺高的，无论是外貌还是人品。一个人有很优质的条件不意味着他的人品好，但这不意味着他人品差。他这种人就是看碟下菜，以后他碰到比他条件好的女生他不会这样。大家都想找最好的那个。”（F5）
我们会说21世纪是一个过于理性的时代，或者说某个达目的使尽浑身解数的人“过于理性”了，然而这些语境下对理性的用法并不是理性的原义。德意志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生活在德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激烈交锋的时代。如何调和冲突呢？康德以《判断力批判》为《纯粹理性批判》（现象世界）和《实践理性批判》（本体世界）架起了桥梁。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层，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知性即运用概念和范畴的能力，将感官得来的认识进行整合。而理性为知性设立原则。理性并不是使人不自由的东西，它使人真正得到自由，并且服从且只服从善良意志。[26]将经济和理性结合或将工具和理性结合生成了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它强调的是理性服从于经济或理性成为工具。计算将真挚的情感压制到极为狭窄的空间。“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他们之间的交换会受到每个人的替代机会的影响，结果，竞争过程出现了，这些竞争过程包含更广泛的领域，并且它们补充和改变了这两个人在其他对子中的交换和吸引过程，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取决于服从者有没有替代机会。”[27]
三、全面竞赛：家庭资本影响恋爱中个体的能动性
地域、家庭、外貌、学历、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都在个体婚恋过程中发挥作用。爱情成为全面竞赛，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在择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户籍群体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在择偶婚恋中展现出较强的能动性。中西部农村户籍群体在面对现代市场择偶标准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他们在面对全新的择偶标准和交往规则时，极易陷入迷茫和焦虑。”[28]
杨华认为河南和甘肃为代表的北方农村的伦理关系的等级化程度较高，大家族之下的家族分支和妯娌之间的竞争较大，“让儿子结婚”是该区域的家庭明确的刚性目标，为了积攒“彩礼钱”，其他家庭成员的目标都是为了服务这一主要目标，自然这也引发了一定的家庭矛盾，这样的家庭中个体的心理较为紧张。受访者表示：“河南水灾逃荒到山西了，回来口音也不同，学习环境也没有山西那边好，成绩就掉下来了。我初中毕业考幼师的时候，差了几分。拿三千块钱就能上了。后来我妈说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是好几大家子挤在一起打地铺，还没有盖房子，你一个兄弟也没有成家，姐姐妹妹也没有上。那个时候我们村里有考上北大的大学生，把全家人都带走了。我的堂姐也是家里不拿钱，借钱去上学了，后来嫁了东北的老公，在深圳买了房开了公司，家里人才慢慢意识到上学是有用的。”（F8）
在不同区域的竞争差异的研究中，南方、中部、北方农村的划分依据的是这些地区社会文化结构差异。东北在地理上属于北方，但是从社会文化结构上属于中部农村，在其中“村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高度原子化的状态。”[29]这一文化形态也使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注重个人体验。以下两个访谈案例发现，较高的独生子女率和竞争压力较小的文化使东北个体注重个人感受，情感异化现象并不严重。
受访者表示：“我和我女朋友都是东北城市的独生子女，她家庭情况也比我好一点，这个我是打算谈到最后的。我研究生的时候她本科，异地沟通不顺畅就会给我带来很多烦恼。后来她会忽视掉我说的某些话，10句里面回复两三句那种。不够爱了的信号是非常令人心痛的，就是我们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就和她说不爱的话可以分手。经过沟通后她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感情得到修复了。”（M1）受访者表示：“最近我遇到一个上海的男孩，家庭条件挺好的，但是他不会主动推进关系。我刚开始会内耗，后来我想明白了，他的条件是很好，我更要尊重我的感受，他不明说就算了吧。”（F3）
家庭资本较高且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个体在择偶中发挥着更强的能动性，在恋爱中较少内耗或自我欺骗，会直面亲密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对于“有话直说”的后果也有较强的心理建设。受访者表示：“之前会觉得家里的事很烦，后来我创业成功了，家里那些破事我也不在乎。老公婆婆也不敢给我气受。离婚也没事的，反正老娘有钱。”（F9）另一位受访者表示：“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女儿的，我没让我女儿干过家务。老公去世后又认识别的人，有的那老板就说你要学习做饭整理房间，我又不是给你当保姆的。现在谈的这个嘛，我花他钱能感受到他不乐意，像开空调啊，他就说你不用全部开开，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花费嘛。我天蝎座的嘛，感受很敏感。我就给他一些零花钱，你去拿我的钱买饭。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做个伴，我给钱大家开心就好。女孩子要留个心眼，不能和家人说你挣了多少钱，你之前没想过吧，你有钱了家里就不给你了，有哥哥弟弟的更是这样。”（F10）
经济较为富裕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有更大的转圜的余地，也会尽早识别出情感是一场博弈，从而及早采取措施，避免自己的内耗。“本科谈恋爱的对象不错，他家庭条件也不错，快毕业的时候他家长催着要结婚。我想我结婚了之后人生就这样了吗，我还要出国留学呢。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现在这个和他聊天好累呀。在公司上班做牛马，打电话还要像他妈一样，就分手了。”（F12）家庭资本较低或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个体拥有恋爱意愿但缺乏结识异性的机会：“谁不喜欢甜甜的爱情呢？研究生和高中一样两点一线，宿舍餐厅来回跑，想谈恋爱却根本遇不到单身且还不错的男生。我和舍友开玩笑说，我们都在等待入室抢劫的爱情。”（F4）
四、成为大美女：符号暴力的内化与屏幕爱欲展演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指出，世界是人们的感性冲动的产物。人们或者改造自然，或者在生物层面践行意志。意志不同于本能正在于人们不能根据自身的本能来展开意志。个人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身意志，这一过程有赖于他人对自身意志的认可或机构对身份的认证。在恋爱关系中，个人意志的实现有赖于伴侣对自身的样貌、能力与心灵的肯定。人们根据他人的意志来调整身体的表现形式：“身体的各部分必然完全和意志的欲望相契合。”[30]
身体、性、情感受到或隐或现的权力威力辐射并不得不对自身施加约束。“身体目前正处于政治话语、规训话语和科学话语的中心。每个领域都试图重新定义它的主要品质和可能性。”[31]减肥、美容这种约束方式被宣传为利于自身健康和未来发展的，加之消费主义对其施加的美化。身体管理与践行主体意志、自我负责相结合，因而体现了更深重的剥削意味，即剥削已经发展到自我剥削的阶段。人们就在自由的幻觉中约束着真正的自由。拥有完美的身体宣称着拥有它的高花费以及拥有者的地位，“大美女”“小小的脸上大大的五官”为人所追捧。
西美尔指出：“所有的感官印象既作为主体的情绪与情感,将我们带入主体世界;又作为关于客体的知识把我们引向客体。”[32]感官印象将我们带入主体世界的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目之所及的主体很可能是空洞的主体；其次，感官印象将对方转化为我们认知和评判的客体。网络社交媒体使客体形象的循环和表出的机制透亮到刺眼了。受访者表示：“我和朋友讨论到下辈子可以选的话要有趣的灵魂还是好看的皮囊，大家都会选择好看的皮囊呀。现实就是没有好看的皮囊没有人在意你的灵魂是否有趣。灵魂还是比不过皮囊的悦目，人就是如此虚荣的动物。纯粹的爱还是有的，但是强求不得。大家不是从心里生出对另一个有意志的人的爱意，而是幻想对方是满足自己期待的客体。”（F2）
高资本个体渴望着能在银幕展示时自己爱人在主流审美中占据鳌头，而低资本的个体出于阶层上升幻想的目的又将他人的规训内化了。家庭经济资本积累较低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受到对方评价的影响。受访者表示：“前世不欠，今生不见。比起受伤，我更害怕后悔，毕竟这世界那么大，而我是我，他是他，我认出他，他看到我，就只有今生，哪怕有来生也不是现在的我们了，来生相见也和今日之我没有关系了。爱情和算计无关，只是得到真爱的人比得到大钱的人还少，人们索性说爱情是所有关系中最算计的。算计的从来都是人而不是爱情。要不然日久弥新的心动，你说是为什么？我记得我们分别的时候，他给我唱张学友的《吻别》。他家之前开过KTV嘛，总是会忽然唱起一些歌，我记得他每一次哼唱。”（F2）
五、审美窄化：保护个体免于现实冲击的美图结界
人的美由内在美和外在美组成。外在美指的是一个人相貌、体态、语言、仪表、风度的美；内在美是人的心灵、品格、情操、智慧与情感之美。外在美是内在美的外化，受内在美的制约和规范。魏晋风度中洋溢的美集中在内在美上，如言语、气量、学识、简傲、任诞、深情之美。《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一对父子的风流韵事——书圣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子猷。《雅量》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王子猷也继承了“老王”的随性与纯粹。《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样的人物非但没有被视为异端，反被视为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足可见时人对自然的向往以及对心灵自由的推崇。在符号消费与耀眼景观为特征的21世纪，人们似乎仅在令人震撼的皮相上感受美与达成共识了。
身体先在地处于关系的建构中[33]，如“高富帅”“白富美”“白幼瘦”统治着择偶与审美领域所表示的。各式各样的形象和模型包裹了个体，身体也成为可编辑的位点。“身体作为一个物体和权力工具的发现，导致了大量有效地控制身体运作之体制的出现。”[34]赤裸的可见性维持着光鲜美丽、透明顺滑的图像世界，人们进入其中来逃避现实。韩炳哲指出数字人渴望逃遁到透明和光滑的图片之中：“保护性和逃避性的反映、美图的狂热数字媒体成全了一种符号的逆转（ikonische Umkehrung），它让图像看起来比差强人意的现实显得更生动美好。”[35]在电传科技界面活动中，群体追捧的是精致夺目的外在美。受访者表示：“我家在湖北荆州的县城，长沙这边的服务业还可以，十点钟长沙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我们这个按摩店一个月房租水电要6000-8000，我的工资基本都只够当月开销。我也不考虑谈男朋友花他的钱，他不花我的钱都不错了。一起吃饭吃你吃多了一起A的话他都会不高兴。我干这个行业有很多客户愿意和我聊天嘛，割双眼皮都是小意思啦，有一些人会做手术垫身高，她们觉得外形变好了圈层也会提升，钓到有钱的男的……”（F6）规训（节食、美容、垫身高）的内化正是残酷乐观主义在发挥作用。
审美的窄化也引起个体的反思，但是能够将规训置之一旁的仍旧是极少数情感状态和自我实现程度都较为理想的个体。受访者表示：“很多女孩并不胖都要减肥。如果没有瘦才是美的社会塑造，那她们不会集体地做出这个选择。维持瘦的身材需要付出很多东西的，比如时间、金钱、精力乃至创造力。你摄入很少的话，你的身体轻盈舒畅但不能高强度工作，不是所有的阶层都可以轻食的。我之前也想过减肥，我想通了之后就不减了。我知道瘦了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是我用以交换的东西更珍贵，比如用来对抗食欲的内耗中，我知觉到的东西难以被记录下来。表达的欲望和能够记录下表达的精力比肉体的完美更重要。”（F11）
如何理解美的窄化呢？它受到何种暗示或心理驱动？电子媒介社会不再以在地真实和自然的生长为核心。在“技术改变了所有的时间和关系的世界中”[36]，人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方式、社会关系、力量和责任都发生彻底的变化。真实、自然和崇高之美因为映衬着拟像世界的虚假与伪劣而受到排斥。“纯素颜”与“未加约束的食物欲望”挑战着上流阶级制定的象征符号秩序。在全面竞争的环境中，消费者根据时尚更新“购物单”，也改造着自己的身体与心理韧性。透亮的象征暴力再生产着符合主流审美的肉体，也改造着他们的精神面貌。在情感异化为资本的状态下，魅力不再是内生于一个人人格的，而是指个体具有自我改造与自动情色的能力。
六、结语
无所用意、不假思量的原逻辑性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情感流露在现代爱情中长久地隐匿了。为了在“主奴关系”中赢得胜利，人们甚至将伴侣也视为可能会影响个人绝对自由与自尊的“破坏分子”。理性化进程使象征暴力进一步渗透入日常生活，具身资本在爱情中更为重要了。身体、审美和精神的规训被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体内化。21世纪的我们认识到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一确认并不是个体生来就知道的，甚至这一认识与大多数人未经审视但“习以为常”的爱情理想相悖。“爱是痛的”是“痛彻的领悟”，但也是一种无法被拒绝的成长。
【本文作者郝梦琦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卢嘉辉,李炳楠,蒲培洋.ChatGPT的界面效应：准社会交往体验会降低依恋回避个体的技术接纳意愿吗?[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02):25-50.
[2]张秀丽,聂玉治,王楠.“喜欢”何以遇冷?流迁青年网络相亲的情感交往与关系流动研究[J/OL].新媒体与社会,1-21[2026-02-05].
[3]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155.
[4]杨梦婷,凤仙.边界游移：数字相亲平台中女性调适亲密关系的自我技术[J].视听,2026,(02):90-94.
[5]刘子曦,曾静雯.爱何以终结:自我的心理化与情感资本主义批判[J].学术月刊,2025,57(12):114-125.
[6]张雪霖.制造“亲密饥荒”：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异化与突围[J].新闻界,2025,(05):16-24+34.
[7]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29-31.
[8]蒙慧,刘允秀.“数字劳动”与“情感劳动”的耦合——对情感资本主义“冷亲密”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思想理论战线,2024,3(04):112-122+141.
[9]参见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66.
[10]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63.
[11]参见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22-23.
[12]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34.
[13]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35.
[14]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93-94.
[15]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5.
[16]达娜·卡普兰、伊娃·易洛思：《何谓“性资本”：关于性的历史社会学》，汪丽，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47-49.
[17]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王晴，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80.
[18]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23.
[19]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277.
[20]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郁喆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47.
[21]Lane,RobertE.“TheDeclineofPoliticsandIdeologyinaKnowledgeableSociet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31,no.5,1966,pp.649–62.JSTOR,https://doi.org/10.2307/2091856.Accessed27Feb.2026.Inthispaper,Lanepointedouttheharmofoverusingsocialknowledge：“Thereisincreasedapplicationofscientificcriteriaforpolicydeterminationattheexpenseoftheusualshort-termpoliticalcriteriaandideologicalthinkingaswell.Inthissituation,socialknowledgeiscreatingitsownattitudinaldisequilibrium.”
[22]劳拉·穆尔维：《恋物与好奇》，钟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0.
[23]参见王振林：《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7.
[24]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8-19.
[25]李雅雯,蔡攀,左世江,等.“量化”爱情：关系流动性促进择偶计算心态[J].心理学报,2025,57(10):1777-1790.
[26]章启群：《新编西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34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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