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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王国”的津门往事：评《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
2026-04-10 07:54
恰恰是因为天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独特的国际元素使得近年来很多来自的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向海河沿岸的这座重要城市。英美世界的罗芙芸（Ruth Rogaski）、蓝云（Elizabeth LaCouture）、法语世界的辛加拉维鲁（Pierre Singaravélou）、意大利裔学者马利楚（Maurizio Marinelli）和来自日本的吉泽诚一郎都曾撰写过有关天津的专书、专文，他们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已经被译介到国内学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学者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以及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天津历史的多重面向进行解读，构成了海外中国城市研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本文所要评述的《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英文版Danes in Tianjin, China, 1860-1912于2022年由南丹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202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天津社科院的天津史研究专家刘海岩以及龚宁合译，后文简称《在天津的丹麦人》）是域外学者对于近代天津研究的又一力作。作者李来福（Leif Littrup，后文简称为李氏）来自丹麦，研习中国历史多年，是哥本哈根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顾名思义，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是晚清以来在天津生活、工作的丹麦人。作者利用丹麦语是自身母语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广泛查阅来自丹麦国家档案馆以及丹麦外交档案馆的多种官方文件及私人通信。除此之外，李氏还同时参考了天津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以及近代天津的多种报刊文献，可谓用功颇深。如果既有研究在探讨天津历史——尤其是租界史时，主要依赖英、法、德、日、意等语种的史料，那么单就文献与档案的运用而言，李氏对丹麦语资料的娴熟掌握，已使其著作在方法和视野上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天津史研究。
作者在书目开端就开宗明义地阐述了自己写作这本书所希望达成的学术贡献：揭示丹麦人在近代天津国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试图从个体、微观的历史全面呈现这些丹麦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经历。天津在近代以降曾经有九个国家在此设立租界，即便是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这些在国际帝国主义秩序中位居次席的国家也都在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这一大背景之下在海河东西两岸创设各自的租界地带。与之相反的是，尽管截至清朝灭亡的1912年，有多达150位（这一数字至少是高过当时在天津的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侨民的）丹麦人曾在天津生活、居住、工作，但丹麦却从未在天津开设过租界。或许正是因为此，1901年2月《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驻天津的记者曾直言：“[尽管]丹麦并未要求划分一块地盘，我们[这里指称英国侨民]却有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丹麦邻居。”
《在天津的丹麦人》一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详细的叙事以及对于不同个体生命史的讨论。作者很好地回答了研究一个历史群体最为核心的问题：这些丹麦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何不远万里来到天津这座城市？他们来到天津之后又从事了何种职业，为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生活在晚清时期的丹麦人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他们在天津的境遇也大相径庭。他们中有的是外交官员，但外交事务体量较小，直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才在英租界的一栋洋房中开设他们自己的领事馆；另外有些是海关官员，在当时的天津海关供职；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是军人，最早在英法联军侵华时以船员的身份到达了大沽口沿岸；另外的一个主要职业是商人，主要在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当然要说对于天津这座城市做出过最为突出贡献的，还要说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为天津的城市基础设施和近代化建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璞尔生（Carl Poulsen）和林德（Albert Linde）这两位工程师。璞尔生早于1881年便来到天津，参与创建电报学堂。他曾短暂地供职于丹麦电信企业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但很快便辞职加入到了李鸿章创设的大清电报总局。天津与东三省一带的电报通信基本上都是璞尔生参与设计并建设的。另外，璞尔生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与大沽之间安装了电话线，并且在这一时期天津英租界内部的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安装了油气灯照明，还建立了自来水厂。直到他1907年逝世，璞尔生都是租界社会中一位地位颇高的侨民。璞尔生的合作伙伴林德则是另一位在天津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丹麦人。如果说璞尔生对于近代天津的主要贡献在于构建电报线路方面，那么林德的贡献则主要在治理河流、水利以及城市供水方面。天津的主干河海河在历史上由于河流两岸泥沙堆积且洪水频发，为城市治理带来颇多困难。林德于1898年受聘担任当年新设立的海河工程局总工程师。此后，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天津被占时期，他又以都统衙门任内工程官员的身份，主持并推进了海河下游的截弯取直工程。即便在后来离开天津、携家眷移居伦敦后，也常以工程师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到河道治理当中。此外，天津近代最大的供水商——济安自来水公司——一开始也是由林德来担任董事和总工程师的。
当然，这一时期来到天津的丹麦人也不全是所谓的精英人士。《在天津的丹麦人》一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在天津并不完全以正面或成功形象出现的丹麦人。譬如李氏在书中提到一位名叫卡尔·林德伯格（Carl Lindberg）的丹麦人。出身于工程师的他在来到天津后常年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且有着颇为优渥的薪酬。然而，对于海军工程怀揣抱负的他却一心希望在当时的北洋水师处任职。尽管林德伯格与当时的中外两个圈层的达官贵人——包括总理衙门、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以及在上海的丹麦领事等等——都有很多通信往来，但是他其间几经辗转，想要在北洋水师任工程师职务这一夙愿终不能成。而他的人生也以较为悲情的戏剧性结束：书中提到他的妻子虽有姣好的容颜，但却对婚姻不忠。林德伯格最终在北京捉奸后，将其枪杀，随后饮弹自尽。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形象是作者介绍的亚瑟·克里斯多夫（Arthur St. Clair Christophersen ，又别名 Damon）。这是一个典型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问题人士。李氏描述他在天津、上海两大口岸城市间不断流转，有多个别名，并且不断切换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并且在最后逃到了日本，并成功逃脱了法律制裁。有关处理他的案件，在都统衙门统治中国时期，都统衙门的秘书长甚至与位于天津、来自多个国家的领事有过交流，但因其身份背景复杂且经常改变身份隐匿最终不了了之。李氏对于这些非精英、甚至是违法人士的描述也使得他所描绘的在津丹麦人的形象更加丰满、多元且立体。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在天津的丹麦人》一书通过爬梳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丹麦语史料），为读者细致且全面地呈现了晚清时期在天津生活、工作的丹麦侨民的历史面貌，为天津城市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然而，在笔者的阅读过程中，却常常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该书选题小众且新颖，加之叙事之详实，这使得笔者反思这样一部著作是否可以与一些学术史的理论问题形成更大范围的对话。下文仅举几例。
首先，通商口岸时期的天津有着一城多界且海外侨民众多的特点。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与当时在天津生活的其他市政权力以及侨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里作者的一些论述给了我们不少思考的空间。晚清时期在天津的丹麦群体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其他帝国力量的，尤其是英租界。譬如璞尔生就在英租界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包括供水、供电以及与界外开设电话通信）贡献了不少力量。林德对于海河的勘测、调查和治理也是依托于其他帝国力量展开的，这在都统衙门统治天津的25个月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丹麦在天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没有自己的外交代表的，有关丹麦人的领事事宜基本都是由俄国领事来代为处理的。但与此同时，书中也有一些地方谈及代表丹麦利益的大北电报公司和同样在华代表英国利益的大东电报公司（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and China Telegraph Company，简称EETC）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些基于丹麦方面的论述似乎可以对于我们了解近代在华帝国权力之间的竞合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此外，李氏这本著作同时会引发读者思考有关丹麦人与中国社会方面的关系。向璞尔生、林德一样的工程师以及其他供职于海关的人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用于晚清政府。学界对于李鸿章麾下以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汉诺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等为代表的洋大臣、洋幕僚早就有所涉猎。李氏的研究提醒我们来自其他较小国家的人士同样受聘、服务于清政府。另外，书中多处提到生活在天津的丹麦商人与华人打交道的场景，这里面有的华人受雇于丹麦企业，有的作为商人与丹麦人进行贸易往来，可以称得上是私人层面的一层交流往来。最后，虽然丹麦与当时的英法俄相比，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在天津仍是以条约国的方式出现，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与在天津的华人从法律层面处于并不对等的地位。这样的一系列讨论引发有关丹麦在华侨民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是忠于、服务于远在北欧的丹麦王国，还是依附于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通商口岸体系？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角色和周边的华人社会与租界场域？
另外一点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是所有研究地方社会、某个单体城市的学者都要面临的问题：丹麦人在天津的生活状态以及工作经历和其他地区的丹麦社群应当作何比较？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比较对象就是上海。上海作为晚清以降中西文化杂糅最为重要的场域，可以为这本有关天津的讨论形成很好的对话。通商口岸时期的上海是否有很多丹麦侨民（笔者的猜测是应当是有相当数量的，因为李氏研究中指出丹麦在上海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领事，比天津要早很多）？他们的从业轨迹和职业方向与在北方天津的同胞有何异同？他们又是如何与他们周边的其他国家侨民互动的？上海的公共租界本质上由以地方纳税人选举的工部局来管理，这与收领事管制的天津英租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生活在两地的丹麦人的生活境遇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当然，同样的问题还可以延展到生活在其他殖民或半殖民场域的丹麦群体。
最后，笔者认为《在天津的丹麦人》一书在组织架构和行文叙事层面有一些瑕疵。首先是书中出现了大量一般读者不甚熟悉的历史人物，但对于很多人物的描述都一笔带过，其身后的经历也不得而知，这难免给读者一种“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的阅读体验。另外，该书的叙事在以时间为脉络和以主题为脉络之间频繁跳转，有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和事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历史背景介绍，这或令读者有些许困惑之感。最后，李氏虽然提及自己曾在多个博物馆走访搜集资料，而且书中也提到一些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后裔所收藏的老旧照片以及纪念品等物件，但全书却没有附加任何的视觉性材料，皆是文字，实属遗憾。
诚然，瑕不掩瑜。作者李来福作为一位长年研究帝制时期中国的专家，此次撰写的这部《在天津的丹麦人》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转型之作。笔者相信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抑或是对于中国城市史或天津地方史有所关注的读者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与自己研究旨趣或阅读兴趣产生共鸣的内容。李氏书中出现的很多人物都是历史中的“小角色”，但他们却在天津城市化、中国国家近代化以及资本主义帝国扩张全球化的“大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迹。而“小角色”和“大历史”的碰撞、磨合与互动也正是人类近代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议题。